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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5月6日文章，原题：80岁的拜登角逐连任，为什么其他老人只能闲着？ 拜登和特朗普或许将在2024年对决。虽然两人的观念大不一样，但均是年老体衰。而在6000公里外的巴黎，街头抗议正如火如荼，人们不满总统马克龙计划将法国的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

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老人，是否适合领导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一事，虽然产生了一些争议，但似乎美国两党选民并不太介意国家由那些在大多数地区已经该退休的人统治。

美国国会中，大约25%的议员在70岁或以上。“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霍根·吉德利说：“你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的智慧。”正如现年86岁的教皇方济各所说，他“管理教会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腿脚”。巴菲特（92岁）和他的公司合伙人查理·芒格（99岁），无疑也是如此。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榜样纯属例外，而大多数人一过退休年龄，都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可能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我已经72岁了，感觉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但许多无形的年龄歧视力量正在扼杀让老人继续发挥余热的机会。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歧视的代价很高。2018年，美国因老年工人放弃经济活动而损失8500亿美元，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到近4万亿美元。

无论法国示威者如何激烈抵制马克龙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现实情况是，在21世纪，强制60多岁退休越来越不合适，越来越与时代脱节。1889年，俾斯麦在德国创立世界第一个养老金计划时，将退休年龄定为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相比之下，如今在香港，一个65岁退休的男人可以预期至少再活18年（女人可再活23年）。这不仅给养老金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压力，也使许多人注定要在非生产性的社会边缘度过个人几乎1/3的成年时光。麻省理工学院年龄实验室负责人乔·考夫林最近表示，退休是“一个适用于以前几代人的过时用语”。

最重要的是，公司、政府政策制定者，甚至许多教育工作者，都选择忽视“百年人生”的现实。正如伦敦商学院的林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在其2016年的著作中所计算的那样，现在一个20岁的年轻人若能活到至少100岁（50%的可能性），并希望退休时有50%的工作收入，那就必须至少存下收入的10%，即使这样也只能在80来岁退休。

如今，终身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老年人应该参加适当的课程。无论法国抗议者的看法如何，我们都需要工作得更久，存下更多的钱。3年疫情带来的创伤，以及世界在衰退边缘摇摆的现实，愈加有力地推动着这些必要性。健康地活到100岁，对个人和社会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必须赶快改变那些使老人成为问题的政策和陈旧思维。（作者大卫·多德维尔，陈俊安译）